历史小说如何树“典型”：封神的关羽和黑化的曹操

　　

 

　　《三国演义》影视剧

　　《三国演义》是一部断代的历史小说。

　　第一，它把高文典册的史书——陈寿《三国志》通俗化了。使本来只有高级知识分子才读得懂的史书，变成几乎连半文盲式的一般人都可以勉强看下去，虽有种种原因，而文字通俗最为主要。

　　第二，把正史变成小说，为了把一件事说得娓娓动听，把一个人说得栩栩如生，容许更多夸张、虚构、无中生有，化不可能为可能，几乎可以说是使作者得到解放，从必然王国走到自由王国。我没有核对《三国志》和《三国演义》之间的异同，但我想象桃园结义、连环计、祭东风、草船借箭、蒋干盗书，以及以后的单刀赴会、玉泉显圣、骂死王朗、空城计之类，恐非《三国志》所全有。

　　第三，反过来说，《三国演义》不只把通俗化了的高文典册放在一般人手里，还把一般人看的通俗读物放在知识分子乃至高级知识分子手里，使他们更有兴趣地了解了高文典册，使他们发现：那些典重文字竟还可以写成这样奇趣横生的通俗文字，通俗文字还能如此驰骋于神出鬼没想象不到的境界。这就使他们的眼界为之一宽，文风为之一变，甚至使没有读过陈寿《三国志》这样一部重要史书的人，因为读了《三国演义》，实际上没有什么重大的遗憾。而读过《三国志》的人，又会得到更多的启发。

　　说话人当他们说“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或者别的什么的时候，都不过是个微小人物奏献一点薄艺，以解决自己和家人生计的一种手段。自然，他们力求说得动人、叫座、赛过别人而又能避免官方的干涉和舆论的非难。不知道自己的一点卑微的欲求和活动，与天下、国家、历史、文化之类的大事有什么关系，不知道自己正在干一种伟大事业，是把高文典册的内容通俗化了交到略识之无甚至文盲的手里。他们的粗俗的语言经过一定发展过程之后，终于取代了那些高文典册里的文章，成为正宗的文学语言，乃至一切文章的语言。关于这，似已在别处说过，姑止。

　　每部小说是不是都有观点立场，把观点立场隐蔽起来好还是显露出来好?这里都不讨论。只说《三国演义》是有观点立场的，拥护什么，反对什么，谁是正面人物，谁是反面人物，都是很明确的。那末，它的观点立场是什么呢?是天下者汉家之天下也。

　　汉家即使不行，皇帝也该由姓刘的做。别姓人不能问鼎!万一汉家被别姓所篡，而别有姓刘的起来，则姓刘的是正统，别姓只是篡窃。第八十回回目“曹丕废帝篡炎刘，汉王(刘备)正位续大统”就是这意思。

　　

 

　　《三国演义》用这观点立场塑造了三个典型：正面人物关羽和诸葛亮，反面人物曹操。不是说别的人物不够典型或写得不好，它写的庸主献帝、刘禅，无能之辈吕布、袁术、袁绍、刘表、刘璋，器量狭隘的周瑜，长厚的鲁肃，勇者张飞、许褚、典韦，下至因行间而贻笑千古的蒋干，无不各极其态。不过这里只说这三个典型。

　　这三个典型，是中国长篇小说中最大也最久的典型，不但读书时活跃在你眼前，就是抛开书了，他们也充塞天地，深入人心，妇孺皆知，家喻户晓。

　　先说关羽。他较简单。关羽不是人，是神。而且历代加封，直封到“盖天古佛”，成为人与神的极致。他降汉不降曹、秉烛达旦、千里走单骑、五关斩六将、古城斩蔡阳，后来又在华容道义释曹操。他忠于故主，因战败降敌而约好一知故主消息，便不辞千里万里往投。这是“忠”的一种新形式。这和后来放走曹操是“义”的一种新形式一样，都是以奇特的方式完成的。

　　大概到了三国时代，封建道德的头一个字的忠就很难完成，对忠的要求也很难严格，虽降了敌，但最后还是回来了，不但仍算忠，还要算难能可贵的忠。义，也是像《三国演义》那种时代所需要的。战争那么多，天下那么分崩离析，一个战将势穷力尽，如果既能不死，又不全降或久降，有条件地降敌，是内心所希求的。敌酋不守约，过在敌酋;形势变了(假如刘备死了)，只怪条件不同。至于敌酋守约，倒真是意外的，这事本身也就是义。应以“义”报之。不报谁还肯对人讲义呢?岂不以后有条件投降变为不可能了么?这在历史上恐怕是新人新事。

　　既然这种事在关羽身上出现了，于是关羽就被神化了。这种道德规范，是封建乱世所需要的，也是封建制度所不得不允许的。不允许，以后降了敌谁肯回来呢?(战国时对降敌极酷，不智。)

　　关羽的典型化、神化，不仅与书本上记载的他的事迹有关，而且，更甚的是，与他进入人们的现实生活时有关。

　　一种人物典型之所以成立、稳固、持久，不只是一部书、一个人的事，而是作者所塑造的东西和广大读者的精神境界是否融洽以及融洽到什么程度。关羽如此，诸葛亮、曹操也如此。

　　

 

　　《三国演义》表现关羽的方法也极简单：“丹凤眼，卧蚕眉，面如重枣，青龙偃月刀”，后来加上“赤兔马”。据说还读过书，知春秋大义，等等。此外说他不怕疼，刮骨疗毒时还在下棋。再就是写他本来三战吕布不下的，斩颜良、文丑时似变得天下无敌了。照某旧小说的说法，吕布岂不是第一条好汉，他是第二条?

　　封建统治需要忠臣，远过于需要明主。没有明主，只有忠臣，江山还是江山;只有明主而无忠臣，这明主就可能寸步难行。忠臣如此重要，但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忠臣，不如有熟知天文地理、过去未来无所不知、能文能武、足智多谋、呼风唤雨的忠臣，更不如有两者相结合掌握全局大权的忠臣。

　　《三国演义》既以蜀为正统，它就需要蜀国有这样一个大人物，需要这样一个典型，而蜀国恰有这样一个诸葛亮。

　　诸葛亮本是一生唯谨慎，是鞠躬尽瘁的人物。这不能满足作者的要求，除此之外，作者还需要一个祭东风、草船借箭、三气周瑜、智料华容道、巧摆八阵图、识魏延反骨、智取成都、骂死王朗、空城计、七星灯，死了还以木偶退兵、锦囊杀魏延的诸葛亮。它也就把他写成这样了。

　　

 

　　鲁迅先生《中国小说史略》说《三国演义》“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正是如此。不是有人谓使徒宣传耶稣一个饼可以吃饱多少人为妄吗?如果这使徒是去宣传科学，他如是说，当然是妄。但他是宣传宗教、宣传教主的神通，那就越妄越好，吃饱的人越多越好。越多听的人越信，因为听者心里早就希望有这样一个教主。不是饿么?不是没有东西吃、吃也不容易吃饱么?现在有人能用一个饼吃饱许多人，这世界将有什么改变啊?赶快收拾铺盖跟他走吧!像甄士隐、柳湘莲跟一僧一道那样去吧!我觉得《三国演义》写诸葛近妖，不算失败，或者反算成功。鲁迅先生本来就未言其成败。但《三国演义》写诸葛亮有时却不一定用什么漂亮方法。

　　1.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词：“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舳舻灰飞烟灭。”每一句话都是说周瑜的，《三国演义》把“羽扇纶巾”等等都拿给诸葛亮了，剩下的只有小乔。先把诸葛亮打扮一番。

　　2.杜牧《铜雀台怀古》诗：“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三国演义》从中悟出了两点。一点，从二乔与东吴人物的关系，说诸葛亮去东吴游说，劝周瑜献“民间之二女”二乔与曹操，曹操自然退兵。激起周瑜破曹决心，好像东吴破曹全由诸葛亮激起。更重要的是东风，曹操在上水，船多;东吴在下水，船少。非有东风，决难取胜，而东风则只有诸葛亮能祭。于是破曹首功，当然推诸葛亮。但这也是剥夺周瑜的。

　　元曲中有隔江斗智，于是《三国演义》有三气周瑜。不但剥夺了周瑜的东西，简直把他的性命也了结了，使他临死还说：“既生瑜，何生亮?”

　　

 

　　《三国演义》表现诸葛亮的方法还有很多，如刘备弃新野走樊城一路逃走不脱，却说成诸葛亮率领百姓撤出新野，然后设计火烧占领新野的曹军，接着说刘备不忍弃百姓，“缓缓而行”，“日行十余里”。猇亭兵败，刘备输干赌本，逃到白帝城，却有诸葛亮早摆好八阵图，使敌将陆逊迷失其间，若无孔明的岳老太爷引路，恐怕会死在里头。失了街亭，司马懿兵临城下，不过为了表现孔明的“空城计”!最后，孔明被司马懿拖死了，还用木偶吓司马退却一阵，也就挽回了一点面子。几乎一切坏事都是好事。

　　现在说曹操。篡贼曹丕是奸雄曹操的儿子。这是说，曹操之所以被称为奸雄，是因为他的儿子曹丕篡了汉，不用说曹操为曹丕的篡汉廓清了道路。曹丕做了皇帝，即追称他的父亲为武帝。在一定场合、一定解释下：儿子产生老子!

　　前面说过，君主统治需要忠臣，不言而喻最反对篡臣;对于篡臣本身，江山既已篡去，皇帝已做了几代，诚然对他没有多大办法，但他有父母，还可以设法解解愤。

　　把曹操和几个人比比：曹操说刘备与他是并世英雄，就先比刘备。就《三国演义》说，看不出刘备有啥足以与曹操并论的。刘备称帝之前，早就想做皇帝。两个儿子，一名封，一名禅，合起来为封禅，即天子祭天地之礼。可见他念念不忘此类事。

　　曹操却未见想做皇帝之意。天下英雄何须以帝位自重(自累)?其次曹操覆荫过刘备，后来又覆荫过关羽，虽地位使然，然识英雄于未遇时，或成人之美，亦非易事，刘备就连曹操于已显时也未必知他是天下英雄。又曹操是实干家，曾行刺董卓，矫诏聚诸侯讨董卓。这类事刘备什么也没有干。末了曹操是大军事家，刘备却未见有何军事才能，最后又败亡于军事。

　　赤壁之战，曹操败于周瑜之手。以周瑜比曹操何如?周瑜眼中只有诸葛亮，与之誓不两生。他的爱才方法就是“杀”，只要把天才诸葛亮杀了，东吴的天下就太平了。后来又发现刘备“非池中物”，顶好把刘备杀了，至少羁留在东吴，东吴的天下也太平了。眼光浅短，器量狭小，非英雄也。

　　曹操说他与刘备是并世英雄，说得刘备听都不敢听，但是他没有杀刘备，虽其时刘备正是曹操的瓮中之鳖。既然同是英雄，就当惺惺惜惺惺，让其存在，相与驰骋沙场，决胜千里，一显雌雄。若以阴谋诡计或一时机缘毁坏英雄，这事本身就不是英雄之所屑。曹操还有豁达大度之事，均非周瑜所能梦见。如他不杀陈琳，说陈琳檄文可愈头风之类。

　　至于同是最大的典型的关羽，尽管是神化了的忠臣，又是勇将，但不像天下英雄，不过是英雄手下一将耳。

　　诸葛亮自亦不凡，难能可贵，不过小本经营，东支西绌，勉强维持了几年，所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更谈不上天下英雄。

　　《三国演义》第三十回：

　　袁绍谋士许攸夜见曹操，曹操跣迎先拜。

　　攸曰：“公今军粮尚有几何?”

　　操曰：“可支一年。”

　　攸笑曰：“恐未必。”

　　操曰：“有半年耳。”

　　攸拂袖而起，趋步出帐曰：“吾以诚相投，而公见欺如是!岂吾所望哉!”

　　操挽留曰：“……军中粮实可支三月耳。”

　　攸笑曰：“世人皆言孟德奸雄，今果然也。”

　　操亦笑曰：“岂不闻‘兵不厌诈’!”

　　遂附耳低言曰：“军中止有此月之粮。”

　　攸大声曰：“休瞒我：粮已尽矣!”

　　这可算曹操是奸雄的一个铁证吧。

　　像这样的例子，在《三国演义》可以找到很多。

　　借粮官之头，最为奸诈残忍，但无论找到多少，凑足起来，都是片面曹操。曹操的另一面的一端，也比这一面大得多。

　　曹操自己说，如果天下没有他，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这不是空话，称帝的袁术，就是曹操灭了的。此外终曹操之身，并无称帝者，他自己更未称帝。所谓三国是曹操死后才出现的。虽然首先篡位称帝的是曹操的儿子，但总不是曹操。曹操于所谓“炎刘”实有大功。

　　又东汉末年，天下大乱，多年战争，很像民国时代的军阀混战，而军阀们特别无知，特别是摧残文化的刽子手，这一点东汉时代的诸侯之类也很相近。前面说过，苏轼说的一句“横槊赋诗”，就使曹操压倒当时一切人物。诸葛亮也好，周瑜也好，两心相照，甚至共同把曹操的战船烧了，并因之酿成杀机，但“月明星稀，乌鹊南飞……”之类的诗，却一句也做不出。

　　至于曹操，则父子三人都是为人熟知的杰出的诗人、文学家。取文姬归汉，嘱铜雀妓分香卖履之类，也很可一提。但这些事，在《三国演义》中，不是只字不提，便是潦草塞责。原因不在其他，而在这样大的事不是说话人的精神世界所能容纳的，更不是世俗的精神境界所能梦见的。

　　曹操站的地位高，形象大，方面广，脑子复杂，非封建史家、世俗说话人及一般听众所能理解。“曲高和寡”，此一亦证。

　　

 

　　总结几句：

　　1.《三国演义》把一般人不容易看懂的正史《三国志》通俗化为比较容易看懂的历史小说，这是历史上的一件大事。

　　最初是说话人用口头语言讲说出来的，是说给市井文盲、半文盲、小知识者听的，这通俗化是相当彻底的。这种语言发展到了一定阶段，就取代了典重的文言文而成为正宗的文学语言以及一切书面语言。

　　这可分两方面说：一、把历史知识和非历史知识从高级知识分子手里拿来交给一般群众，改变群众的精神生活，反转去影响原来知识界的精神生活。二、取代文言文，也就是一定程度上改造了中文，使中国书面语言，将相当长期地通俗下去，功劳都很大。

　　也许不能都归功于《三国演义》，和《三国演义》同时或先后出现的小说、戏剧或别种形式的通俗文学，也都有功，但《三国演义》是其中的一部，甚至是首先的一部。从这一点说，一部《三国演义》强于多少部《三国志》和别种史书。

　　2.《三国演义》是封建时代的文学。它所根据的是封建时代的史书《三国志》，它是封建社会的以说话为职业的人讲给那个社会的一般群众听的。讲者和听者的知识都不会高出于封建社会的一般水准，不能辨认出历史的车轮在停滞不前的封建社会中仍在运行的轨迹，不能理解生活的各方面的发展及其轻重缓急……他们所创作的历史小说，就内容说，其封建性并不因所根据的高文典册到民间走了一趟而有多大的改变，甚至还更世俗、庸俗、卑下了。这就是它创造的人物典型之所以是这样而不是别种样子的道理。

　　更有进者，这种典型离开了书本，和人间、世俗、庸俗、卑下之物结合，越传越大，远远超过在书本上的由书本所创造的典型性。这就是关羽在《聊斋志异》中成为维护纲常名教的正神，曹操是永在地狱受罪的恶鬼的道理。就这点说，《三国演义》又有它的毒害性。

　　功大罪小还是罪大功小，不易仓卒确定。但功是不会改变的，小说决不回转去变为文言、八股、古文、骈文等;至于罪，在新社会里、在读者的思想的改变里，倒是会改变的。郭老为曹操翻案不正是此意么?

　　朱正同志将《三国演义》重新标点，收入《古典名著普及文库》，属余作序。余老病，已不堪任此，乃将此旧文，略改数字，聊当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