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3—712)原藉西域康居,因俗姓康。武则天赐以贤首之称号,后人即尊为贤首大师。先从智俨学《华严》,智俨死后,出家。预义净译场,为则天讲新《华严经》,因撰《金狮子章》,径捷易解,则天遂悟其旨。创华严宗法界缘起理论,被尊为华严宗第三祖。有《华严探玄记》、《般若心经疏》等。
关于法藏在洛阳的政治活动,崔传记载了两件事。其一,神功元年(697),契丹大举寇掠内地,武则天一面派军队前往应战,一面令法藏“依经教遏寇虐”。法藏上奏道:“若令摧伏怨敌,请约左道诸法。”所谓左道,是指巫蛊、方术、诅咒、祈祷鬼神等带有迷信色彩的邪门旁道,由于危害政治,一直被严禁,但这次武则天允许实行。法藏于是沐浴更衣,建立道场,设置观世音菩萨像,手持影子石佛珠,行道作法。几天后,契丹军队看见的武周军队便成了“无数神王之众”,又见“观音之像浮空而至”,因而军心大乱,被武周打败。武则天下敕表彰法藏说:“醴酒流甘于阵塞,仙驾引纛于军前。此神兵之扫除,盖慈力之加被。”其二,神龙元年(705)初,武则天病重,宰相张柬之乘机发动政变,诛杀武则天的亲信张易之、张昌宗兄弟,拥立唐中宗复位。法藏积极参预这次政变, “内弘法力,外赞皇猷。”形势稳定后,中宗赏功,让他连升三品。这对于一位不打算还俗的僧人来说,没有什么实际意义,法藏因而再三谢绝,中宗遂转赐其弟康宝藏。中宗还下诏表扬法藏道:“传无尽之灯,光照暗境;挥智慧之剑,降伏魔怨。凶徒叛逆,预识机兆,诚恳自衷,每有陈奏,奸回既殄,功效居多。”
法藏在洛阳的宗教活动,主要表现为翻译并研究佛经,以及进行佛教的宣传教育活动。
《华严经》梵文原本据说有10万偈。东晋时梵僧佛驮跋陀罗在华首次译为中文,勒为60卷,称为《六十华严》或《旧华严》《晋经》。该译本不是足本,仅有二万六干偈。武则天听说于阗(今新疆和田)有梵文足本,很想弄到。于阗僧实叉难陀闻讯,携梵本来洛阳,证圣元年(695)奉敕在大遍空寺翻译,未毕而病故,由参预译事的中外籍僧人继续翻译,法藏参预其中。崔传说他“本资西胤,雅善法言,生寓东华,精详汉字”,因而担任笔受工作,发挥主要作用。四年后新译在佛授记寺完成,勒为80卷,称为《八十华严》或《新华严》。但仍不是足本,法藏补进前此与中天竺僧地婆诃罗在长安共译出的部分内容,整理出一个较为完善的新本。 圣历二年(699)10月8日新译《华严经》告成,佛授记寺的僧人请法藏讲经义,武则天下令当月15日开讲。到腊月12日晚上,法藏讲到《华藏世界品》的“海震动”说法时,突然发生强烈地震,讲堂和寺院发出震吼之声,听众数千从未见过这种情况。该寺僧人作为喜讯向武则天上疏汇报。按照古代的天人感应说,上天常常因朝政失误而降生各种反常的自然现象来警告皇帝,这时,臣子可以直言不讳地批评皇帝,指摘时弊,皇帝也会下罪己诏向国人承认错误,同时减膳,录囚,减免赋税,施行仁政。这无疑是借助于老天爷的权威。对皇权进行某种程度的限制,使皇帝有所收敛,成为时政改弦更张的一个契机。《通鉴》卷203记载,垂拱二年(686),武则天以皇太后的身份在洛阳临朝称制已经两年多,雍州上报新丰县(今陕西临潼)东南涌出一山,武则天下令将县名改为庆山。有人上疏说:“今陛下以女主处阳位,反易刚柔,故地气塞隔,而山变为灾。……宜侧身修德,以答天谴,不然,殃祸至矣。”这次地震本来又是一个批评武则天的机会,但因为法藏讲经的缘故,反倒被看作是吉兆瑞应。崔传说:武则天对僧人的上疏御笔批答道:“开讲之辰,感地动而标异。斯乃如来降祉,用符九会之文;岂朕庸虚,敢当六种之动!”
同时,武则天还命法藏为自己讲解新译《华严经》秉御赐法藏,华严宗义理极其深奥复杂,武则天听后茫然不解,法藏就以宫殿前的金属狮子为教具,撰写《金狮子章》,来加以开导。这一直观教学使艰深的义理变得径捷易懂,武则天遂豁然开悟。
《金狮子章》不足1100字,却囊括了华严宗的基本理论和判教说法,可谓有咫尺万里之势。所以这样,除了法藏具备高度的概括能力以外,还由于他以实物为例,深入浅出,舍弃了很多论证过程。兹引证一例:为了说明色与空的关系,《金师子章·辨色空第二》就以金体比喻佛性——空,以狮子相比喻事物——色,说:“师子相虚,唯是真金。师子不有,金体不无,故名色空。又复空无自相,约色以明。不碍幻有,名为色空。”秘密隐显俱成门是华严宗十玄门之一,以为事物有色和空两重内容,人们看到假有的一面而看不到假有所体现的实有这一面,假有显而实有隐;看到实有的一面而看不到假有的一面,实有显而假有隐。虽然或隐或显,但隐显二相,俱时成就。
法藏很善于利用教具,由此及彼,由浅入深,进行直观教育。为了说明事事无碍法门,即事物与事物之问圆融无碍的关系,他概括为因陀罗网境界门。他为武则天和那些理解力低的人准备了10面镜子,安放于八方和上下,镜面相对,距离一丈并点燃一支火炬,来照着中间安放的一尊佛像,于是每面镜子中都重重叠叠地现出佛像,以及其它镜子映现佛像的样子。在场的人一下子都明白了这一佛教理论。《宋高僧传·法藏传》总结他以实物从事教学活动时指出:“藏之善巧化诱,皆此类也。”
不久,法藏迁至长安大崇福寺当寺主。据清人徐松《唐两京城坊考》卷4记载,长安曾有三所崇福寺。敦义坊东北隅有隋代的灵觉寺,唐初废,乾封二年(667),皇后武则天为其姐贺兰氏复立为崇福寺,但仪凤二年(677)即改名为福田寺,玄宗初废。义宁坊南门东边有隋代的真寂寺,唐初改名为化度寺,但直到大中六年(852)才改为崇福寺。显然,这两所崇福寺都不是法藏当寺主的寺院。他所在的崇福寺位于休祥坊东北隅,即当年武则天舍宅而立的太原寺,载初元年(689)改称为崇福寺,由武则天亲笔赐写飞白体寺额。因此,该寺可以看作是在长安的武周皇家寺院,选中法藏当寺主,无疑体现了武则天对他的信任和垂青。
长安四年(704)腊月,法藏供奉于洛阳内道场,建置华严法会。他向武则天谈起自己年青时曾炼指供养岐州法门寺舍利塔,是珍藏阿育王所提供佛舍利的胜地,于是武则天下令前往法门寺迎舍利。她这时82岁,身体已经不行,一月以后病情即恶化,想借助于法藏,乞灵于佛教,以求延年益寿。法藏到了今陕西扶风县,在塔前行道七昼夜,请出舍利,于除夕迎至大崇福寺,次年正月 11日送至洛阳,并且送还先前为 武则天讲《金师子章》时御赐给他的、倭进献的云海石108粒念珠,希望借以云海石祈福武则天病愈。11日送回洛阳时武则天下令王公百官和洛阳的善男信女,都制做精美华贵的幡华幢盖,由太常寺演奏庄严的乐曲,将舍利迎至明堂。正月15日,武则天“身心护净,头面尽虔”,请法藏捧持舍利,“普为善祷”。10个月后,武则天在洛阳上阳宫去世。随着李唐政权的恢复,长安再度成为政治中心,法藏也就永远地离开了洛阳,在长安从事活动,继续受着几代皇帝的高度尊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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