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神宗赵顼[xū](公元1048年5月25日―公元1085年4月1日),初名仲针,宋英宗长子,生母高皇后,北宋第六位皇帝。公元1064年(治平元年)封光国公,后进封淮阳郡王、颍王。公元1066年(治平三年)立为皇太子,次年即帝位,是为宋神宗,时年20岁。公元1067年(治平四年),赵顼即位,由于对疲弱的政治深感不满,且他素来都欣赏王安石的才干,故赵顼即位后立即命王安石推行变法,以期振兴北宋王朝,史称“王安石变法”(又称“熙宁变法”)。公元1085年(元丰八年),赵顼在福宁殿去世,享年38岁,共在位18年,庙号神宗,谥号为英文烈武圣孝皇帝,葬于永裕陵。
早期经历
赵顼于公元1048年5月25日(庆历八年四月十日)在濮安懿王宫邸睦亲宅出生。初名赵仲针,是宋英宗赵曙和宣仁圣烈皇后高氏所生长子。
公元1063年(嘉佑八年),受封光国公;后又加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受封淮阳郡王。
公元1064年(治平元年),进封颍王。
公元1066年(治平三年),被立为皇太子。
赵顼自幼“好学请问,至日晏忘食”。当太子时就喜读《韩非子》,对法家“富国强兵”之术颇感兴趣;还读过王安石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对王安石的理财治国思想非常赞赏。
登基为帝
公元1067年(治平四年)正月,宋英宗驾崩,太子赵顼继位。次年改元熙宁。赵顼即位时,北宋的统治面临一系列危机,军费开支庞大,官僚机构臃肿而政费繁多,加上每年赠送辽和西夏的大量岁币,使北宋财政年年亏空。据《宋史·食货志》记载,公元1065年(治平二年)宋朝财政亏空已达1750余万。广大农民由于豪强兼并、高利贷盘剥和赋税徭役的加重,屡屡暴动反抗。值此内外忧患、财政困乏之际,赵顼对宋太祖、宋太宗皇帝所制定的“祖宗之法”产生了怀疑。年轻的赵顼有理想,勇于打破传统,他深信变法是缓解危机的唯一办法。为了实现富国强兵,缓和阶级矛盾,挽救封建统治的危机,他不治宫室,不事游幸,废去元老,起用王安石主持变法。在王安石的辅助下,开始了一场两宋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大变法,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进行了诸多改革,对赵宋王朝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公元1068年(熙宁元年四月),王安石入京受命。赵顼一听王安石来京,异常兴奋,马上召其进宫。赵顼与王安石晤面,听取王安石有关政治、财政、经济以及军事上的改革谋略之后,深感王安石就是能与自己成就大业的人才。而王安石也被赵顼励精图治、富国强兵的远大抱负所折服,君臣二人为了共同的理想和信念走到了一起。不可否认,赵顼的改革理想之所以在继位之初就能付诸实施,与王安石的支持有着密切关系。
推行新法
公元1069年(熙宁二年二月),赵顼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主要负责变法事宜。同时调整了人事安排,组成新的执政班子。变法措施大概分为三个部分:即富国之法、强兵之法和取士之法。随后新法逐渐出台。新法刚一出台,便招来朝野间一片指责和谩骂,不仅从内容和效益上对新法进行非难,而且在思想、道德上大肆指责,说王安石“变祖宗法度”,“以富国强兵之术,启迪上心,欲求近功,忘其旧学”,“尚法令则称商鞅,言财利则背孟轲,鄙老成为因循,弃公论为流俗”。在朝议纷纷面前,王安石不为所动,喊出了“天变不足惧,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的口号,赵顼对王安石表示支持,说:“人臣但能言道德,而不以功名之实,亦无补于事。”主张道德与功名并重,反对守旧派空言道德、在政治上无所作为的做法。在两派争议当中,赵顼先后罢退了一批对变法持否定意见的官员:如御史中丞吕公著“以请罢新法出颍州”;“御史刘述、刘琦、钱锣、孙昌龄、王子韶、程颢、张戬、陈襄、陈荐、谢景温、杨绘、刘挚,谏官范纯仁、李常、孙觉、杨宗愈皆不得言,相继去”;“翰林学士范镇三疏言青苗,夺职致仕”;欧阳修乞致仕,“乃听之”;“富弼以格青苗解使相”;文彦博言市易与下争利,“出彦博守魏”。
公元1070年(熙宁三年),擢王安石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位同宰相,让其有了更大的权力,于是农田、水利、青苗、均输、保甲、免役、市易、保马、方田等新法先后颁行天下,变法进入了高潮。为了及时有效地制定和推行新法,赵顼特命设置了“制置三司条例司”,即制定户部、度支、盐铁三司条例的专门机构,由王安石和知枢密院事陈升之主持;在这个机构中,赵顼听从王安石的举荐,起用了吕惠卿、章敦、蔡确、曾布、吕嘉问、沈括、薛向等一批新人。
变法失败
新法虽得到赵顼的鼎力支持,但实行起来举步维艰,由于新法在多方面触犯了享有特权的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的利益,因此,这次改革从一开始就遭到激烈的反对。这股反对力量得到太皇太后、皇太后和神宗皇后的支持。同时由于新法本身也存在许多缺点,所以也遭到了一些正直的大臣的反对,苏辙、韩琦、司马光都在反对之列。神宗的思想也开始犹疑起来。保守大臣们反对新法,王安石早有思想准备,但是改革派内部分裂,给王安石的打击是格外沉重的。而这时的神宗也不像前几年那样对王安石言听计从,有时甚至不重视他的意见。王安石对神宗慨叹道: “天下事像煮汤,下一把火,接着又泼一勺水,哪还有烧开的时候呢?”
公元1076年(熙宁九年)春天,王安石因身体有病,屡次要求辞职。到六月间,王安石的儿子壮年而逝,王安石悲痛欲绝,精神受到极大刺激,已无法集中精力过问政事。神宗只好让王安石辞去相位,出判江宁府。第二年王安石连江宁府的官衔也辞去了,此后直到1086年去世,王安石再也没有回朝。
王安石两次罢相,都是赵顼向守旧势力妥协的结果。赵顼的目的是为了保住自己的皇位,获得大臣和后族的支持,但是他希望通过变法富国强兵的政治目标并没有变。他一边安抚守旧派的大臣,启用曾被罢退降职的旧派人物吕公著、冯京、孙固等,一边坚持改革,以平衡新派、旧派的力量。
王安石第二次罢相后的第二年,赵顼改年号为“元丰”,从幕后走到前台,亲自主持变法。然而,变法依旧伴随着反对的声音。失去了王安石,赵顼本就很伤心,又要独自面临巨大的压力,不免有些恼火。他决定实行更为强硬的手段来推行新法,严惩反对变法的官员。赵顼没有停止改革的进程,经过他的不断努力,宋朝基本建立起了更有利于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其基本制度一直实行到宋朝末年未再进行大的变动。
元丰改制
北宋中期冗官成灾,不但官僚机构十分庞大,官员急增,而且造成官职不符,大批官僚无所事事却身居要职;办事效率低下,得过且过之风盛行。这种官僚体制,当然既无益于朝政,更不能适应改革的需要。因此,宋神宗经过深思熟虑,下决心对官僚体制进行改革。
首先对中央机构进行整改,使“台、省、守、监之官实典职事,领空名者一切罢去,而易之以阶,因以制禄”。适当合并机构,裁减官员,使官员名实相符,有职有权。设立中书、门下、尚书三省,统管中央行政。中书省主管宣布皇帝命令,批复臣僚奏议,决定重要官员的任免,下设吏房等八房办事机构。门下省主管审议中书省所定事宜。尚书省是执行机关,设宰相,分六部,行使实际权力。但兵部只管保甲、民兵等事,实际兵权仍为皇帝和枢密院掌管。这样,宋初以来中央机构虚职多而实职少的弊端,得以扭转,原来“三省长官不预朝政,六曹不厘本务”的怪现象消除了。
其次,宋神宗统一了全国官员的薪金,原来只领薪金的虚官,改为相应的阶,以阶级领薪金,以便于对官员的考核和使用,使“卿士大夫涖官居职,知使责任,而不失宠禄之实”,发挥官员的积极性。
宋神宗的元丰改制,虽然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没有也不可能进行彻底的机构体制改革,精简官员,因而他徒有良好的愿望,却不可能达到巩固改革成果的目的。
因病去世
公元1085年(元丰八年)正月初,雄心大志的宋神宗赵顼由于对西夏战事的惨败,精神上受到沉重的打击,病情恶化。大臣们乱成一团,王珪等人开始劝赵顼早日立储。赵顼此时已经有不祥的预感,无奈地点头同意了。神宗六子赵佣,改名为“煦”,被立为太子,国家大事由皇太后暂为处理。赵顼一生都在追寻自己的理想,他希望重建强盛的国家,再造汉唐盛世。当这些梦想破灭之时,赵项也走到了人生的尽头。同年年三月,年仅38岁的神宗赵顼带着深深的遗憾离开了这个世界。他九岁的儿子赵煦继位,是为宋哲宗。他耗尽一生心血的新法,在他死后不久,就被他的母亲高太后暂时废除,不过,哲宗亲政后又陆续恢复,很多措施一直到南宋仍在继续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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