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渔简介-李渔的诗词名句-海阔国学

主要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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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渔心怀两个愿望，一是早生儿子，二是创办家班。五十得子使他满足了前一愿望，而后一愿望仍然没有影子，直到康熙五年（1666）才有了机会。这一年，56岁的他应朋友之邀，由北京前往陕西、甘肃游历，先后在临汾、兰州得到颇具艺术天赋的乔、王二姬。

独具艺韵的二姬的到来，再配以其他诸姬，一个初具规模的李氏家班就组建起来了。对戏曲一直情有独钟的李渔，他自任家班的教习和导演，上演自己创作和改编的剧本。他以芥子园为根据地，带领家班四出游历、演剧，“全国九州，历其六七”，不辞辛劳，赴全国各地巡回演出。由于有乔、王二姬的出色演员以及李渔这样的好编剧、好导演，李氏家班红遍了大江南北，影响波及大半个中国。李渔每到一处，都以戏会友，备受戏曲名流们的欢迎。金陵芥子园、苏州百花巷的李渔寓所，都曾是当时戏曲名流交流艺术的场所。李渔曾在芥子园戏台上题有楹联曰：“休萦俗事催霜鬓；且制新歌付雪儿。”雪儿便是乔姬的爱称。每逢年节生辰喜日，赏花玩月之时，或宾朋兴会之际，必在园中演剧为乐，有时还请不太俗陋的邻人前来观看。康熙十年（1671）端午节前后，李渔两次带家班在百花巷演出经他改编的《明珠记·煎茶》等剧，并与著名戏剧家尤侗、著名诗人余怀等一同观演，共同切磋。往往是夜间上演，曲未终而东方已白，兴致昂然，意犹未尽。李渔有诗记载：“更衣正待演无双，报道新曦映绿窗。佳兴未阑憎夜短，教人饮恨扑残缸。”

家班作为李渔自己的实验剧团，使他在戏曲创作、导演、演出等实践活动中如鱼得水，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家班不仅成为李渔谋生手段之一，而且在普及戏曲文化，推动昆曲发展上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可就在李氏家班声誉鹊起、蜚声海内的时候，一场变故发生了，康熙十二年（1672），年方19岁的家班台柱乔姬因积劳成疾而英年早逝。祸不单行，第二年，家班的另一台柱，也是正19岁的王姬又因病撒手西归。这对李渔的戏曲活动事业无疑是致命的打击，家班从此一蹶不振，渐次瓦解。

人物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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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述

李渔出生时，由于其祖辈在如皋创业已久，此时“家素饶，其园亭罗绮甲邑内”，故他一出生就享受了富足生活。其后由于在科举中失利，使肩负以仕途腾达为家庭光耀门户重任的李渔放弃了这一追求，毅然改走“人间大隐”之道。公元1666年（康熙五年）和1667年（康熙六年）先后获得乔、王二姬，李渔在对其进行细心调教后组建了以二姬为台柱的家庭戏班，常年巡回于各地为达官贵人作娱情之乐，收入颇丰，这也是李渔一生中生活得最得意的一个阶段，同时也是李渔文学创作中最丰产的一个时期，《闲情偶寄》一书就是在这一段内完成并付梓的。1672、1673年，随着乔、王二姬的先后离世，支撑李渔富足生活的家庭戏班也土崩瓦解了，李渔的生活从此转入了捉襟见肘的困顿之中，经常靠举贷度日，1680年，古稀之年的李渔于贫病交加中泯然于世。

说起李渔，一开始几乎是几个男人之间的谈资，稍稍有点隐私，关于如何挑选女人、关于《金瓶梅》的版本，诸如此类，以为都是秘不示人的。可是后来发现，喜欢李渔的人越来越多，不仅男人喜欢，连女人也很欣赏。是不是可以这么说，喜欢李渔，几乎出于男人的本能。因为李渔是一个热爱生活，并且生活得很艺术的人。而且他能够把生活的经验又很艺术地写成书，这也是他高出许多风流才子的地方。林语堂在谈到《闲情偶寄》这本书时说：“李笠翁的著作中，又一个重要部分，时专门研究生活乐趣，时中国人生活艺术的袖珍指南，从住室与庭院、室内装饰、界壁分隔到妇女梳妆、美容、烹调的艺术和美食的系列。富人穷人寻求乐趣的方法，一年四季消愁解闷的途径、性生活的节制、疾病的防治……”

李渔的戏曲论著存《闲情偶寄》词曲部，以结构、词采、音律、宾白、科译、格局六方面论戏曲文学，以选剧、变调、授曲、教自、脱套五方面论戏曲表演，对我国古代戏曲理论有较大的丰富和发展。《闲情偶寄》除戏曲理论外，还有饮食、营造、园艺等方面的内容。李渔在给礼部尚书龚芝麓的信中说：“庙堂智虑，百无一能；泉石经纶，则绰有余裕。……托之空言，稍舒蓄积。”可见此书足能反映他的文艺修养和生活情趣。

贫寒家世

夏李村（下李村）距兰溪县城约五十华里，有四五百户人家全部姓李，其始祖唐时由福建长汀徙居浙江寿昌，南宋时迁移到兰溪夏李。相传，李渔家世贫寒，住在夏李伊山头的一间破旧祠堂里。

父亲李如松长年在江苏如皋做药材生意，难得回来，母亲在村里做“烧镬娘（女帮工）”。明万历三十八年（1611年），李渔母亲怀胎到了11个月上，肚子痛了三天三夜，还是没有分娩。到了农历八月初七这一天，有个白发长老路过此地，他看了看产妇，又绕着房子转了一圈说，肚里的胎儿是“星宿降地”，住的这间小祠堂屋宇阴暗，按风水相学上说，地盘太轻，是载不住“星宿”的。经长老建议，大家把产妇抬到夏李村的总祠堂里，才得以顺产。长老说，这孩子不是凡胎，是“仙之侣，天之徒”，于是就取名仙侣，字谪凡，号天徒，李渔是中年以后改的名字。几世贫寒的李家从此就把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

三迁有教

夏李村人多地薄，“流寓于外者几三分之二”，其族中不少人在江苏如皋古城经营药材，有“冠带医生”头衔的李渔伯父李如椿在如皋城内的药铺也开得红红火火。李渔父亲李如松在李渔出生后不久，便举家迁往如皋居住，以助其兄照顾生意。

自幼聪颖的李渔，襁褓识字，“四书”、“五经”过目不忘，总角之年便能赋诗作文，下笔千言。他每年在自家后院的梧桐树上刻诗一首，以警戒自己不要虚度年华。15岁时在梧桐树上刻的诗是：“小时种梧桐，桐本细如艾。针尖刻小诗，字瘦皮不坏。刹那三五年，桐大字亦大。桐字已如许，人长亦奚怪。好将感叹词，刻向前诗外。新字日相催，旧字不相待。顾此新旧痕，而为悠忽戒。”

为了让儿子能静心攻读，光宗耀祖，李渔母亲学孟母“三迁教子”，将李渔安置到李堡镇上的一座“老鹳楼”里读书。但正当李渔在书山学海中奋读攻研、学有所成的时候，他父亲因病不幸去世，家庭突然失去顶梁柱，全家人顿陷困境。

迫于生计，也因自己要回原籍浙江参加科举考试，李渔决计扶柩回乡，回到故乡兰溪夏李村，这年，李渔十九岁。同年，娶了距夏李村约十华里的生塘徐村（今属水亭乡）徐氏女为妻，并白头偕老。李渔多次出游，都靠她主持家政有方，得无后顾之忧。李渔在其作品中亲切地叫她“山妻”。

乡试落第

父亲的去世更坚定了李渔谋取功名的决心，崇祯八年（1635年），李渔去金华参加童子试，一举成为名噪一时的五经童子。

首战告捷，使李渔尝到了读书成名的甜头，他信心更足，读书也更加刻苦。崇祯十二年（1639年），29岁的李渔稳操胜券赴省城杭州参加乡试，他万万没有料到，自己竟名落孙山。科场失利的沉重打击，他满腹牢骚，在寄给同试落榜友人的信中写道：“才亦犹人命不遭，词场还我旧时豪。携琴野外投知已，走马街前让俊髦。酒少更宜赊痛饮，愤多姑缓读《离骚》。姓名千古刘蕡在，比拟登科似觉高。”次年元日作《凤凰台上忆吹箫》叹功名不就：“昨夜今朝，只争时刻，便将老幼中分。问年华几许？正满三旬。昨岁未离双十，便余九、还算青春。叹今日虽难称老，少亦难云。闺人，也添一岁，但神前祝我，早上青云。待花封心急，忘却生辰。听我持杯叹息，屈纤指、不觉眉颦。封侯事，且休提起，共醉斜曛。”

崇祯十五年（1642年），明王朝举行最后一次乡试，李渔再赴杭州应试，由于局势动荡，李渔途中闻警返回兰溪。不久，社会局势发生了根本变化，清朝的铁骑横扫江南，明王朝已成风雨飘摇之势。国难当头，自己求取功名之路化为泡影，此时的李渔心灰意冷，惆怅不已。这年的清明节，他在祭扫先慈墓时，百感交集，内心愧疚，长歌当哭：“三迁有教亲何愧，一命无荣子不才。人泪桃花都是血，纸钱心事共成灰。”

不久，受新任婺州司马许檄彩之盛请，做了幕客。后又结识新任知府朱梅溪，两人志趣相投，来往甚为密切。一次，朱梅溪盛邀李渔去城东南隅的八咏楼赏景，并要他为此楼题联，以弥补该楼有诗无联的缺憾。八咏楼原名元畅楼，因齐梁时沈约的一首《元畅楼咏》而得名，唐代后改名，是历代文人墨客吟咏之盛地。南宋李清照曾登临此楼，并作《题八咏楼》。因为有了前人的名篇，后人便不敢轻易吟诗撰联。李渔当即作了“沈郎去后难为句，婺女当头莫摘星”一联，令人拍案叫绝。朱梅溪命人制匾后悬于楼柱上。三年后，清兵攻入金华，楼遭灾，联遭毁，李渔也被迫离开金华回到了兰溪。

归隐伊园

清顺治三年（1646）8月，清军攻占金华，“婺城攻陷西南角，三日人头如雨落”。功名不遂、身经战乱的李渔归隐故乡，回夏李居住。清廷颁布了剃发令，所到之处，“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李渔对这一伤害民族自尊心的暴行虽强烈不满，但为了保命，还是剃了，并自称为“狂奴”，奋笔写道：“髡尽狂奴发，来耕墓上田。屋留兵燹后，身活战场边。几处烽烟熄，谁家骨肉全？借人聊慰己，且过太平年。”

李渔自誉为“识字农”，在伊山头的“先人墟墓边”，“新开一草堂”，构筑了自己的乐园-伊山别业（即伊园）。伊园是李渔展示其园林技艺的最初杰作，园内经他独具匠心的设计和安排，构筑有廊、轩、桥、亭等诸景，自誉可与杭州西湖相比，“只少楼台载歌舞，风光原不甚相殊。”并写下《伊园十便》、《伊园十二宜》等诗篇咏之。“此身不作王摩诘，身后还须葬辋川”，他决定学唐代诗人王维，在伊山别业隐居终生，老死于此。在这之前，他还写过《归故乡赋》，里面写道：“至乃鸡犬欢迎，山川相识。农辍锄以来欢，渔投竿而相揖。骚朋韵执，索佳句于奚囊；逸叟闲夫，访新闻于异国。家无主而常扉，草齐腰而没膝。燕迁旧垒之巢，鹊喜新归之客。虫网厚兮如茧，蜗迹纷兮如织。书破蠹肥，花稀棘密。妻颜减红，亲发增白。幸犹归之及今，悔长征之自昔。”“男子生兮，弧矢四方。世莫予宗兮，盍归父母之邦。采兰纫佩兮，观瀔引觞。与鼎食而为萍为梗兮，宁啜菽而为梓为桑者也。”深感行迈之艰，字里行间表露出了归隐之意。

公益事业

李渔非常关心村上的公益事业，以他为首在村口的大道旁倡建了一座凉亭，取名为“且停亭”，并题联曰：“名乎利乎道路奔波休碌碌，来者往者溪山清静且停停”。此亭此联一直为后人传颂，被列为“中国十大过路凉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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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倡修水利，积极为首兴建石坪坝等四处堰坝，挖掘伊坑等沟渠六华里，使易旱的黄土丘陵地带形成“自流灌溉”，改善了农田水利，村民至今受益。据《龙门李氏宗谱》载：“伊山后石坪，顺治年间笠翁重完固。彼时笠翁构居伊山之麓，适有李芝芳任金华府刑订厅之职，与笠翁公交好，求出牌晓谕，从石坪处田疏凿起，将田内开凿堰坑一条，直至且停亭，复欲转湾伊山脚宅前绕过。公意欲令田禾使有荫注，更欲乘兴驾舟为适情计也。”石坪坝后人誉为“李渔坝”。

顺治八年（1651）李渔被推为宗祠总理，手订下李氏宗祠《祠约十三则》，又主持修了《龙门李氏宗谱》，深受村民敬重。这一年，李渔在一次兴修水利过程中介入了与生塘胡村的一场词讼之中，后因“胡姓刁诈，事不如愿，结讼中止”。此事使李渔萌发了到杭州发展自己事业的念头。于是他写下《卖山券》，卖去自己悉心营造、终日游乐其间的伊园，举家移往杭州，去寻找新的创业之路。

萍寄武林

李渔为其在杭州的寓所题名为“武林小筑”，并在此暂居下来。“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杭州虽美丽如画、胜似天堂，但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尽管有朋友的接济，但仍然举日维艰，穷途欲哭，处境十分尴尬。

然而，李渔并没有气馁，他知道，偌大的杭城，定有他的谋生之道。一段时期，在杭城的大街小巷、戏馆书铺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和身影，他在不断接触、不断观察、不断了解中发现，在这座繁华的都市里，从豪绅士大夫到一般市民，对戏剧、小说都有着浓厚的兴趣，而自己正好有这方面的专长，“卖赋以糊其口”，一方面可以解决一家人生计，另外一方面还可使自己在杭城立住脚跟，隐逸于市井间。主意一定，他毅然选择了一条前人从未走过的、被时人视为“贱业”的“卖文字”之路，开始了他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卖赋糊口”专业作家的创作生涯。

他以旺盛的创作力，数年间连续写出了《怜香伴》、《风筝误》、《意中缘》、《玉搔头》等六部传奇及《无声戏》、《十二楼》两部白话短篇小说集。这些通俗文学作品虽在当时被正统文人所不齿，视为末技，但由于通俗易懂，贴近市民生活，寓教于乐，适合观众、读者的欣赏情趣，所以，作品一问世，便畅销于市场，被争购一空。尤其是他的短篇小说集，更是受到读者的欢迎，成为抢手货。

李渔称自己的作品是“新耳目之书”，一意求新，不依傍他人，也不重复自己。他努力发现“前人未见之事”，“摹写未尽之情，描画不全之态”，故事新鲜，情节奇特，布局巧妙，语言生动。他的小说重在劝善惩恶，同情贫穷的下层人物，歌颂男女青年恋爱婚姻自主，谴责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批判假道学为主题，具有一定反封建的进步意义。后人在评论他的小说成就时，称他的《无声戏》、《十二楼》两个短篇小说集是继冯梦龙、凌濛初的“三言”、“二拍”之后不可多得的优秀作品，是清代白话短篇小说中的上乘之作。

词坛树帜

关于李渔的戏剧创作，据他本人和同时代人郭传芳说，有“前后八种”、“内外八种”共十六种，但编写时可以肯定的却只有十种。李渔写作传奇是他生平最大的“癖嗜”，自称是“曲中之老奴”、“歌中之黠婢”。他从明代剧作家远离舞台使剧本成为案头之作中发现弊病，开始注重联系观众和舞台效果，重视研究戏曲的演习工作。因此，李渔在戏曲的艺术形式和演唱技巧上，有了很大的发展和创新。独树一帜的戏剧风格使他在当时词坛上一举成名，“北里南曲之中，无不知李十郎者”。李渔的作品因为雅俗共赏，通俗易懂，故遍行于坊间，不少作品还被翻译后流入日本及欧洲国家。从1651至1668年，李渔在流寓杭州、南京等地期间创作了《怜香伴》、《风筝误》、《比目鱼》、《凰求凤》等大量剧本。他把《风筝误》等十个剧本合称《笠翁十种曲》出版发行，此书一经问世，便洛阳纸贵，抢购一空，并被当时的戏剧界推为“所制词曲，为本朝（清朝）第一”。

《十种曲》的问世，扭转了在李渔之前戏曲创作上重“曲”轻“剧”，重填词轻宾白的风气。为了加强舞台演出效果，李渔十分重视宾白创作和运用，他是中国戏曲史上第一个重视宾白的剧作家，也是宾白创作成就最高的剧作家。他主张“填词之设，专为登场”，“传奇不比文章，文章做与读书人看，故不怪其深，戏文做与读书人与不读书人看，又与不读书之妇女小儿同看，故贵浅不贵深”。《十种曲》的题材全是才子佳人的爱情故事，而且喜剧色彩十分浓郁，这是李渔传奇最突出的地方。他说：“传奇原为消愁设，费尽枝头歌一阙；何事将钱买哭声，反会变喜成悲咽。唯我填词不卖愁，一夫不笑是吾忧；举世尽成弥勒佛，度人秃笔始堪投。” 李渔是中国戏剧史上第一个、也是惟一专门从事喜剧创作的作家，被后人推为“世界喜剧大师”。

维权抗争

李渔在杭州居住数年之后，随着作品的不断问世，“湖上笠翁”成了家喻户晓的文坛新人。他的作品以惊人的速度向各地流传，杭州、苏州、南京等地的一些不法书商千方百计进行私刻翻印以牟取暴利，在缺少交通工具的当时，数日之内，三千里外的地方也能见到笠翁新作。有的就干脆拿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作者的作品，挂上“湖上笠翁”的名进行发行，蒙骗读者。

不法书商不择手段牟取暴利的行径，不仅侵犯了他的著作权，还极大地影响到他的声誉和经济收入。为捍卫著作权，他勇敢地站出来与之进行了不懈的斗争。他一边请求官府为他主持公道，传札布告；一边与女婿沈心友四处奔走，上门交涉。他曾在《闲情偶寄》里说道：“至于倚富恃强，翻刻湖上笠翁之书者，六合以内，不知凡几。我耕彼食，情何以堪？誓当决一死战，布告当事，即以是集为先声。总之天地生人，各赋以心，即宜各生其智，我未尝塞彼心胸，使之勿生智巧，彼焉能夺吾生计，使不得自食其力哉！”

可以说，李渔是中国最早具有版权意识的出版家，也是最早捍卫自己著作权的作家。然而由于当时社会没有形成对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盗版现象仍防不胜防，屡屡发生，使李渔忙于交涉，兴叹不已。而其中以金陵（今南京）的盗版者为最多，为了便于交涉，李渔索性在1662年左右离开了杭州，举家迁往金陵。

五十得子

清顺治十七年（1660），李渔五十岁，亲朋好友欲为他举行五十岁寿辰，被他谢绝了。李渔联想到自己已年过半百，仍无子无成，顿生感叹。他在《五十初度答贺客》中写道：“尽日为农曲水边，偶因客至罢耘田。穷愁岂复言初度，衰病空穷祝大年。艾不服官今已矣，岁当知命却茫然。纷纷燕贺皆辞绝，止受心交一字怜。”

此事过后一个月，侧室纪氏为他产下一子，这是他盼望已久的事。晚年得子，为他寥落的生活带来无穷的乐趣。李渔为他取名将舒，大摆宴席以示庆贺，并作七绝《五十生男自题小像志喜》：“年逾四十便萧条，人说愁多面色凋。欢喜若能回老态，十年霜鬓黑今霄。”七律《庚子举第一男，时予五十初度》：“五十生男命不孤，重临水镜照头颅。壮怀已冷因人热，白发催爷待子呼。”

李渔给第一子取名“将舒”，从他所写《名诸子说》中的 “天下事莫妙于将，而莫不妙于既”一句中可以理解其用意，他说：“将者，将然未然之词也。既，则令人观止矣。”又说：“吾欲诸子顾名思义，人各用将，凡事皆然，不独功名富贵。富而不将，则以满致溢；贵而不将，则由高得险。戒之哉。”

自从李渔五十岁添第一子后，次年，纪氏又生一子取名将开；五十二岁时，纪氏再生一子取名将荣，过了一个月，侧室汪氏也得一子取名将华；后来又得将芬、将芳、将蟠三子，共七子，将荣、将芬早殇，实存五子。

寓居金陵

大约1662年前后，李渔告别了风景如画的西子湖，来到文人荟萃、虎踞龙盘的六朝古都南京，开始了他文化事业上的全新时期。李渔先在金陵闸暂居了一段日子，后来在孝侯（指晋人周处）台边购得一屋，因“地止一丘”，故取名为芥子园，取“芥子虽小，能纳须弥”之意。小小园庭经他精心设计，巧妙安排，倒也别有情趣，有栖云谷、月榭、歌台、浮白轩等诸景，并都题有楹联。如书室联：“雨观瀑布晴观月；朝听鸣琴夜听歌。”月榭联：“有月即登台，无论春秋冬夏；是风皆入座，不分南北西东。”等。

此时，李渔一家连同奴仆少说也有几十口人，为了维持一家人的衣食需求，他不得不与官吏打交道，常常外出“打抽丰”，以寻求保护与馈赠。 “打抽丰”是明清时代风行的一种社会现象，就是一些未曾做官的文人，凭文艺上的某些特长，出入士大夫之门，以求得到馈赠；士大夫也借这班人来获取美名。“我以这才换那财，两厢情愿无不该”，于是李渔常与达官贵人打交道，交朋友，为他们赋诗撰联，谈文说艺，度曲演戏，设计园亭，把他们的书信、文案等选编出版等。出众的才华，加上善于交游，他不但能“混迹公卿大夫间，日食五侯之鲭，夜宴公卿之府”，还经常获得丰厚的馈赠，为他的文化活动提供支持与帮助。

当时有的正统文人看不起李渔，说他是“有文无行”。面对世俗偏见和世人的不理解，他无由辩白，信誓旦旦地认定：“是非者，千古之定评，岂人之所能倒”，“生前荣辱谁争得，死后方明过与功”，他相信历史将会对自己作出公正的评判。当然，李渔“打抽丰”也是有自己的原则的，绝不折节自辱。一次，有同学来信说，有个大官要他去见见面，他回信说：“弟虽贫甚贱甚，然枉尺直寻之事，断不敢为。……且此公之欲见贫士，岂以能折节事贵人乎？有缘无缘，听之而已。”

交朋结友

李渔居金陵期间，结交了很多文友，他们中有雅慕李渔之才者，有自己喜爱舞文弄墨而与李渔相往来者，而当地官吏结交李渔者也不在少数，但绝大部分不过故作风雅，借李渔之名以饰门面的达官贵人为多。居金陵二十年，李渔以文会友，以戏会友，与整个社会有着广泛而频繁的接触，交游面极广。他曾经为时任江宁织造、《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曾祖曹玺撰赠过对联，与曹雪芹的祖父曹寅成为忘年交；与《聊斋志异》作者蒲松龄一见如故，相见恨晚，互赠诗词（当时蒲31岁，李61岁）；在苏州百花巷、金陵芥子园内，经常可以看到李渔与他的文友、戏友一起观剧切磋技艺。

清初的吴伟业、钱谦益、龚鼎孳等“江左三大家”，王士祺、施闰章、宋荔裳、周亮工、严灏亭、尤侗、杜濬、余怀等“海内八大家”以及“燕台七子”、“西泠十子”中的多数都与他有过交往。

李渔交友有道，深明“君子朋而不党”，“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胶如漆”等古训。他在《交友箴》中写道：“饮酒须饮醇，结交须结真。饮醇代药石，交真类松筠。”还写道：“交道戒纷纭，交情忌稠密。神交千里通，面交九嶷隔。宁寡无滥觞，宁淡无胶漆。”当时有个潘一成，和他一样也是“府痒生”，明亡以后，也不再应试。此人恣情游览，到处题咏而不署名，李渔神交已久。一次，李渔在南昌东湖酒肆中，认出他的题句，经过访问，知他是湖南东安人。1668年，李渔游桂林，特地绕道去东安访潘一成。遍寻不着，一日偶泊林树下，见一蓬门草屋，门上有副对联，李渔笑道：“此有尘外之致，定是他的住处了。”进门相见，果然是他，两人意气相投，言谈融洽，留叙二日方才依依道别。

在与他交往的、有文字记载的800余人中，上至位高权重的宰相、尚书、大学士，下至三教九流、手工艺人，遍及十七个省，二百余州县，可以说，他是中国古代文化人中交友最多、结交面最广的文人。众多的朋友，使李渔能自由往来于朝野文人之间，也使他增加了不少知识，懂得了许多人情世故，更为他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生动的文学素材。

游历四方

为丰富知识，陶冶性情，向大自然汲取营养，李渔与古代许多文人一样，不仅读万卷书，而且行万里路。居金陵期间，他一方面为了生计，不得不四处奔走，交结官吏友人，以取得他们的馈赠和资助；另一方面，他每到一地，都要游览山水胜地。“生平锢疾，注在烟霞竹石间”，他把大自然称为“古今第一才人”。他说：“才情者，人心之山水；山水者，天地之才情。”还说：“不受行路之苦，不知居家之乐。”在古代交通条件十分落后的情况下，他携带家班远途跋涉，走遍了燕、秦、闽、楚、豫、广、陕等省区，“三分天下几遍其二”，“名山大川、十经六七”，“四海历其三，三江五河则俱未尝遗一”，中华大地的奇山秀水到处都留下了他的足迹。

李渔“过一地即览一地之人情，经一方则睹一方之胜概。且食所未食，尝所未尝。”在长期的漫游中，他对大自然作了深入的观察研究，对各地风土人情作了详细的调查，不仅进一步孕育了自己对各方面艺术的情趣，而且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创作素材，经过他精炼细微的艺术加工，从而创作了大量的诗、词、曲、赋，既有写实的、抒情的，也有联想的、议论的，语言精炼，韵律优美，深得世人称颂。他还将这些从游历四方获得的素材移植到小说、戏曲创作和造园艺术中去，为后人留下了一批丰富而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

老居层园

晚年的李渔思乡之情日切。60岁的时候他有一次经富春江逆流而上，回到兰溪故里。在经过桐庐县严子陵钓台时李渔写下一首词《多丽·过子陵钓台》，深刻地剖析了自己的一生。词曰：

过严陵。钓台咫尺难登。为舟师，计程遥发，不容先辈留行。仰高山，形容自愧；俯流水，面目堪憎。同执纶竿，共披蓑笠，君名何重我何轻！不自量，将身高比，才识敬先生。相去远：君辞厚禄，我钓虚名。

再批评。一生友道，高卑已隔千层。君全交，未攀衮冕；我累友，不恕簪缨。终日抽风，只愁载月，司天谁奏客为星？羡尔足加帝腹，太史受虚惊。知他日，再过此地，有目羞瞠。

李渔回到兰溪故里，物是人非，感慨万千，写下了《二十年不返故乡重归志感》：“不到故乡久，归来乔木删。故人多白冢，后辈也苍颜。俗以贫归朴，农由荒得闲。喜听惟涧水，仍是旧潺湲。”当时的兰溪县令赵滚十分敬重李渔的德与才，闻讯后，送去“才名震世”牌匾，并悬挂于夏李村李氏宗祠。

为了便于儿子回原籍应试，康熙十六年（1677） 67岁的李渔迁回杭州。在当地官员的资助下，李渔买下了吴山东北麓张侍卫的旧宅，开始营建“层园”。由于搬家的劳累，一次失足从楼梯上滚下，伤了筋骨，从此李渔贫病交加，甚至正在修订的《笠翁一家言》也难以继续了。他为此向京师老友写了一封公开信《上都门故人述旧状书》，要求援助，其所述景况，所兴感慨，无不让人痛心怜悯。许是这封公开信起了作用，李渔在朋友、官员们的资助下，次年层园修成。此园缘山而筑，坐卧之间都可饱赏湖山美景。“繁冗驱人，旧业尽抛尘市里；湖山招我，全家移入画图中。”李渔贫中寻乐，准备安享晚年了。

可好景不长，由于长期奔波的劳累，李渔再次病倒。康熙十九年（1680）农历正月十三，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凌晨，这位奋斗一生、立志创新的老人与世长辞了。李渔死后，被安葬在杭州方家峪九曜山上，钱塘县令梁允植为他题碣：“湖上笠翁之墓”。